刘伟（男，化名）与谢芳（女，化名）婚后生育一女刘小涵（化名），两年后，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分居。2021年10月21日晚，刘伟擅自将刚满两岁的女儿带走藏匿，并拒绝谢芳与孩子通话、视频、见面。谢芳多次向社区、妇联、派出所等部门求助，但刘伟不听劝告，继续藏匿孩子。谢芳遂向当地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。

法院认为，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、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；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。谢芳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向社区、妇联、派出所反映问题的材料等，足以证明其监护权正在遭受侵害，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定条件。法院遂裁定：刘伟立即停止对谢芳监护权的侵害行为。

在刘伟签收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次日，谢芳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女儿。同时，法院针对案件中刘伟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、谢芳情绪易失控等情况，主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分级干预工作，向刘伟与谢芳送达《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》，要求双方签署《主动履责承诺书》并参加家长课堂。在刘伟拒不履行的情况下，向刘伟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，责令其定期到法院心理咨询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。

>>> 律师解读：

在刘伟与谢芳的监护权纠纷案件中，法律不仅是解决矛盾的工具，更是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坚固屏障。作为一名公益律师，我见证了此案的处理过程，它精准地契合了《民法典》与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的立法精神，为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清晰而温暖的指引。

从《民法典》层面分析，刘伟擅自藏匿女儿的行为，无疑给谢芳的监护权带来了严重的侵害。《民法典》明确规定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，这种权利不仅是身份象征，更是包含抚养、教育、保护等内容的法定义务。刘伟以婚姻矛盾为由，拒绝谢芳与孩子见面，切断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，违背了监护权平等原则。而谢芳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，正是运用《民法典》赋予的权利进行维权。该禁令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“及时止损”，当权利人面临正在发生且可能造成不可逆损害的侵权行为时，可通过快速司法程序制止侵害。

在这个案件中，2岁的刘小涵正处于情感依赖的关键时期，长期与母亲分离会对她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。法院裁定刘伟停止侵害，既维护了谢芳的合法权益，更避免了孩子遭受更大伤害，充分体现了《民法典》对人格权保护的及时性与有效性。

再来看看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的适用。法院在解决监护权纠纷后，并没有简单地画上句号，而是启动了家庭教育指导分级干预，这一做法意义非凡。

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强调，家庭教育并非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私事，当父母存在不当教育行为或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时，相关部门有权介入并提供指导。法院向双方送达《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》，要求签署《主动履责承诺书》，以及向刘伟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，正是将法律规定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体现。这些举措不仅让刘伟和谢芳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之处，明确了家庭教育的责任与边界，更通过专业的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，为孩子营造了一个更加健康、和谐的成长环境，彰显了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“引导父母依法带娃”的立法初衷。

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让我们看到，法律在解决家庭纠纷时，始终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首位，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。无论是《民法典》中的人格权侵害禁令，还是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中的家庭教育指导，都为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司法保障体系，同时也为家长们敲响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警钟。这不仅是一个法律案件的解决，更是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教育过程，让我们看到了法律背后的人性关怀和温暖力量。

徐学海：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，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南京市梅园新村街道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益律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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