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没伞的孩子”

我曾经任教的绥化学院，位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。无论是地理位置，还是学校排名，它都不在舞台的中央。我的学生们身在边缘，其中的贫困生、听障生，更是在边缘中的边缘，处于一种不被看见的状态。

我观察到，“苦孩子”的苦各有不同，但也具有一定的共性：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，心理上的无助会给他们造成更长远的伤害。他们往往敏感、自卑、沉默，因为没人为其兜底，他们更容易感到茫然和无助。

他们都是“没伞的孩子”，下雨的时候，必须比别人跑得更快。

我曾经也是一个“没伞的孩子”。

我有3个哥哥，我出生时，爷爷奶奶很不高兴，他们希望家里再多一个男孩，结果我娘接二连三地生了我和两个妹妹。

我们家人口众多，后来大哥娶妻生子，最多的时候，家里挤着12个人。我爹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，我娘忍辱负重，照顾所有人的饮食起居。

小时候，我娘就是我的反面教材。我为什么努力？因为我不想像她那样过一生。看着我娘，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和她不一样。

当时我的想法是，我必须好好学习，将来有份自己的工作，我要骑自行车上下班，我要将娘从这个家里拯救出去，让她天天吃上馒头。那是小时候的我，对于“幸福人生”的想象。

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我拼尽全力。

考高中时，我有两个选择：要么考“小中专”，要么考普通高中。它们的区别在于，上“小中专”能更快就业。

在那个年代，以就业为导向的“小中专”是许多人心仪的选择，分数水涨船高，甚至超过了重点高中。最后，我没有考上“小中专”，只能去读普通高中。

我所在的高中，学生经常在高考中“剃光头”——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。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抱着一种信念：我一定要考上大学，要有自己的工作。下雨时，或者冬天停止供暖的下午，大家都走了，我雷打不动，留在教室学习。

我总提到“没伞的孩子”，什么叫“没伞”？就是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，只能靠自己。

我比所有人都努力，最后，全班50多个人，只有我一人升学，考入绥化师范专科学校（绥化学院的前身）。

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，但我的心，仍向往着别处。

第二次人生

在大学期间，我和一位爱好文学的学长一起，创办了“野魂”文学社。

文学社成员的笔名都带个“野”字，我给自己起的名字是“野马”。当时我觉得，马的世界很广阔，但我这匹“野马”一直只在附近兜兜转转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做过中学教师，还在安达市委办公室做过9年公务员。

机关的工作，在外人看来，光鲜亮丽、未来可期。而我像穿着一双细高跟鞋，大家都觉得好看，但我自己非常不舒服，想摆脱它。

31岁那年，我出版了第一本书《领着自己回家》。这时，我动了“回家”的心思，想要回到母校绥化学院当老师。

我又觉得应该再见见世面、练练笔杆子，于是又到绥化日报社做了几年记者。

在报社，我工作得越好，就越容易被提拔，留给自己的时间也就越少，距离写作的梦想也就越远。我意识到，得及时停下，不能再往前跑了。

2005年，38岁的我，作为特殊人才，回到母校绥化学院，当了一名写作老师。

当时的我，一切归零，职称全无，领着一份助教的工资，但我并不觉得可惜。如果还有一次人生，面临同样的选择，我还是会选择我现在的生活。

为学生写书

作为一名写作老师，我开始学习手语，完全是出于偶然。

我一直有跑步的习惯。202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在绥化学院的运动场跑步，看见十几个男孩在足球场边，正在用手语交流。

他们的表情很丰富，神采飞扬，手势打得飞快。我特别好奇，但是我看不懂。

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们学校从2013年就开始招收听障学生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孩子就生活在我的身边，我怎么才发现呢？

我很想知道，是什么话题让他们聊得如此开心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决定要去学手语，因为我想看懂他们的语言，想和他们聊聊天。

一年后，我55岁，正式退休。一名听障学生，同时也是我的读者，主动找到我。我成了他的学生，跟着他学手语，我们每周见一次面。

那个学生完全不会口语，我们通过手机打字聊天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剥夺他的时间，于是向他提出，他教我手语，我可以教他口语。

他随即表示：“老师，这不可能，我已经二十几岁，来不及了。”我很认真地告诉他，我妈妈60岁才开始学认字，后来还出了书，有什么来不及的呢？看我这么说，他很振奋。

上大学以后，他才有了第一个助听器，平时都放在寝室里，不怎么使用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用，他打字告诉我，戴上助听器以后，他能听见声音，但听不懂人说话。

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想着一定要帮助他听懂。但练习的成效甚微，这次我教会了他，到下次他就全忘了，很打击人的信心。最后，我们失败了。

那时我并不了解，听障人士的语言训练是一门科学，仅凭热情是很难有成效的。

在学手语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，听障生是一个缺少发声机会和能力的群体。对我们多数人来说，他们所处的环境，是一个我们全然不了解的、充满了想象和误会的世界。

但通过学习手语，我一点一点地靠近那个世界。

2023年，学习手语两年后，我开始追踪采访绥化学院的听障毕业生；2024年，我4次外出采访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听障毕业生，其中一次连续采访了45天。现在，我完成了20多万字的初稿。这是我写的第三本关于学生的书。

2005年回到母校教书以后，我见证了学生们的成长，在2016年以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的故事，出版了《咱们学生》。

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，我爱人补充：“写绥化学院的学生，一定要将贫困生群体纳进来，否则是不完整的。”

他的话提醒了我。我们都是从贫困生群体中走出来的，深知这个群体的不易。而且，从教17年以来，我教过的3000多名学生中，贫困生占了至少1/3的比重。

我开始做关于贫困生的微型调查。2017年的暑假，我选择了黑龙江省西部、中部、东部等多个省内地点，采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贫困生，没有使用录音笔或者其他设备，就是和他们坐下来聊天，用最原始的方式提问、记录、梳理、校正。

这是一个很脆弱的群体，这个群体里很少有人主动跟他人聊自己的伤痛，遑论在公开场所发声。这些孩子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，我决定为他们记录、发声。

成功之外

曾经，我以为上一代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，才是真正的艰辛。和学生们相处的这些年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。

来绥化学院上学的孩子，心情会比较复杂——学校位置偏，没有名气，常被误读成“妥化学院”“缓化学院”，在就业市场上不占优势。

我毕业时，还赶上了包分配的年代；而今天，名校精英批量涌现，竞争越发激烈。许多学生怀揣着梦想，却常常难以实现梦想，在现实面前难免失去信心。

学生们的艰难，是我难以想象的。

有一次在家批改作业，看到一个男孩写了家庭破碎后他的绝望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

还有一个学生，看上去非常阳光，没人觉得她有什么异样，直到她毕业以后，我做后续的追踪采访时，才知道她的内心有那么多的挣扎和创伤。我要是能早些知道，一定会对她更好一些。

这也是我为学生们记录、发声的原因。在筹划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一书时，刚采访到第二个学生时，我就决定要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，来呈现他们的故事。

他们内心的波澜，他们经历过的那种摸爬滚打的日子，如果我从老师的视角去转述，我作为老师的表达、抒情和议论，都会干扰他们的讲述，会损失很多东西。

我想让他们的心声直接抵达读者，我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。

书出版以后，有学生告诉我，原先他只知道自己的不容易，没想到身边有那么多和他一样的人。

我重新认识到的，不只是学生们的困境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强大得令我惊讶。

我有个学生，她出生后没多久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，她的弟弟跟着父母生活。后来，妈妈去世，弟弟和她一起由爷爷奶奶抚养。

有一年春节，爸爸回来了，祖孙三代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后，爸爸领着弟弟走了，她紧随其后，跟着他们一起回爸爸家。然而，爸爸带着弟弟进门后，直接关上了门，将她拒之门外。

我特别心疼这个小姑娘，但她成长得很茁壮，毕业以后，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。

如果我是她，我能做得更好吗？好像不太可能。

我为我的学生感到自豪。他们也许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孩子，自小成绩优异，为了省下钱当学费，她放弃了去省重点高中学习的机会，后来，高考和考研接连失利。毕业3年后，她拥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她会留意空气中的桂花香。她说：“我喜欢像蚂蚁一样工作，像蝴蝶一样生活。”

有两个北漂的孩子，他们并没有像所谓的“牛马”一样苦不堪言，而是会在过生日那天的深夜，敲开蛋糕店的门，给自己买一个小蛋糕，为自己庆祝。

一对出身贫寒的情侣，在农场买了一间顶楼的小房子，房子装修完毕的那天，女孩高兴得一塌糊涂，“我在地板上打滚儿，阳光照在地板上，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儿，那种感觉太幸福了”。

很多学生毕业后就“消失”了，他们觉得自己混得不够好，无颜面对我。但在我眼里，没有功成名就，也不能动摇他们生而为人的价值和尊严。

在能力范围内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怎么不算成功呢？

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，被他人的判断左右，这是很可怕的。

作为老师，我能做的，就是陪伴学生渡过那些于他们而言天大的难关。之后，他们会发现，那些坎儿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平凡的人生，也值得一过。

（意安心摘自微信公众号“她刊”，本刊节选，闫 茹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