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文化资源

中学时期，我在山西汾阳这座位于晋西北的县城生活，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，我从广播、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。有一天，收音机里说，在山西省会太原，将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，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。我和几个同学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，凑够钱之后，结伴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。

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100多公里，我们大概用了5个小时才到达太原。我们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演出。

一年之后，我高考落榜了。

我父亲跟我讲，我应该去上一所大学，但我数学太差了，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，没准我可以考一所美术类学校，因为那个时候美术生不用考数学。我想，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概率，应该比学好数学的概率大，所以我就离开故乡，去太原学画画。

在秋天时，又有一个消息传来：在北京，会有一场罗丹的雕塑展。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，要去北京看罗丹的雕塑展。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，坐了整整一晚上的火车从太原到北京，几乎一夜未眠。

第二天早上，到了北京之后，我们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，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，这样可以省一晚的住宿钱。

大家到了美术馆，时间实在太早，大门还没开。后来，我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场罗丹雕塑展，包括他的很多手稿。

一次看演唱会，一次看雕塑展，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，引发了我的思考：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或县城的人来说，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，就需要移动。

寂静的精神世界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，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。沿着三环路的路边，都是用帐篷搭的工棚，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地的农民工。

很快，一年接着一年，城市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，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。

人口流动首先是经济因素所致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，他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进入城市才有更多机会。他们逐渐发现，仅仅依赖土地，个人的发展空间，或者说收入是非常有限的。另外，则是精神层面的需求。直到今天，很多音乐厅、美术馆都分布在文化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。

在我已经定居北京很久以后，在我已经成为一名电影工作者，可以在全世界频繁旅行以后，有一年春节，我从北京回到老家，想去看望我的一个同学。他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，后来就在家务农。他家就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庄里。黄昏时，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，在暮色中去了他家。他正好不在，他的父母接待了我，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。我发现，整个房间的陈设，包括他的被褥，甚至他养的植物和之前相比都没有变化，而且他还是单身。

他的床上有一本杂志——《今古传奇》，这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杂志，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说，类似地摊文学。那本杂志曾经是我在中学课堂上偷偷读过的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它还在他的枕边。可能他还在靠那本杂志来打发漫长的夜晚，打发庸常的日常生活。

如果你去一些乡村行走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它在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人、儿童和妇女的世界，因为大部分青壮年已外出打工，去寻找生活更多的可能性。

如果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，去一些发达的工业小镇，就会发现，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，一边是跟乡村里同样的寂静——白天，在这些小镇上几乎是看不到人的。我们那些老乡，那些离开土地、离开村庄，前往发达城市去打工的亲戚朋友，他们面对的同样是一种寂寞的精神氛围和寂静的精神世界。

在一些大型工厂里，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，年轻工人其实还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群里面，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乡土结构。

“我是叛徒”

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相对均等的分享式社会，但束缚、限制是人生常态。我们受自己的生活环境束缚，进入社会后，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、人际关系，也会对我们有所束缚。

怎么建立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？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和自我启蒙的问题，它们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。面对价值评判标准单一时，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，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、人性化；另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，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。

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。比如，当很多人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来源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？面对另一种可能性，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？当你去反叛个人宿命的时候，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。

在人潮的流动中，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。真正的实体生活、衣食住行，这些触及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，是信息自由化所实现不了的。我们并不能期待网络会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，因为它本身所提供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。

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，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，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，我们更应该依赖自己——每一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。

（江山美如画摘自微信公众号“琐碎年华”，勾 犇图）